乾元元年 九月初一
来的是三个人。
头一个四十上下，穿一件青袍，袍子是新的，袖口还没有磨出亮来。右耳后头一颗黑痣，痣上长着三根毛。
后头两个，一个抱一本簿，一个手里拿一把尺。
“太医署。”青袍的说，“我姓苗，医工。”
“坐。”
“不坐。”苗医工说，“三句话，说完就走。”
“说。”
“第一，你这铺子，有没有籍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没有籍，就不能行医。”苗医工说，“行医要有籍。籍在太医署，一户一籍，父子相承。你没有籍，你就是私医。”
“第二句。”
“第二，私医要交行医钱。一年三贯。”
“第三句。”
“第三，钱今日交。交了，我在这本簿上给你记一行。记了这一行，今年就没有人来找你。”
他把手里的活停下来。
“三贯。”
“三贯。”苗医工说，“一个月二百五十文。你一日看五个人，一个人三文，十五文。一个月四百五十文。交二百五十文，还剩二百文。”
“你算过了。”
“我算了三条街。”苗医工说，“这一片，私医十一个。十一个里，交了八个。”
“办籍要什么。”
苗医工看了他一眼。
“三样。”
“说。”
“第一，保人。保人要有籍，两个。两个保人，一个保你的手，一个保你的心。手是说你治得死人；心是说你不出长安。”
“第二。”
“第二，试方。署里出三个病人，你开三个方，方子送到医正那儿看。三个方都对，你才有籍。”
“第三。”
“第三，三年。”苗医工说，“三年里不许出事。出了事，保人赔。赔不起，保人削籍。”
“三年。”
“三年。”苗医工说，“三年，一千日。一千日里，你治死一个人，你就没有籍了。没有籍，你连私医都不是。”
“我可以办。”
“你办不了。”苗医工说，“保人要是本坊的。你这坊里，有籍的十九户，十九户里，有资格做保的三户。”
“哪三户。”
“一户磨面，一户打绳，一户姓崔。”苗医工说，“磨面的那一户，去年替人保过一回，赔了六贯。打绳的那一户，只有一个老妇，她不识字，按不了手印。姓崔的那一户——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姓崔的怎么了。”
“姓崔的那一户，男人死了十七年，没有儿子。”苗医工说，“她保你，她死了谁赔。”
“那三个呢。”
“那三个关了门。”苗医工说，“有一个改卖药，不看病。有一个搬到城外去了。有一个——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有一个怎么了。”
“有一个，去年冬天死在牢里。”苗医工说，“他不是因为行医死的。他是因为别的事。可是他进了牢，就没有人给他送饭。”
铺子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外头巷子里，有人在喊卖梨。
“三贯我没有。”他说。
“你有。”苗医工说，“你这柜子，七十二个抽屉，抽屉里都是药。这一柜药，值二十贯。”
“药是我自己采的。”
“采的也是药。”苗医工说，“药在抽屉里，就是钱。”
“钱在抽屉里，人不在抽屉里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一个月，收了一百零二文。”
“一百零二文。”
“一百零二文。”
苗医工看了他一会儿，转过头，对抱簿的那个人说了一句什么。抱簿的翻开簿，用指甲在纸上划了一下。
“李轩宇。”苗医工说，“崇仁坊西第三巷第七家。七月廿九入坊。八月十七开铺。至今日，十四日。”
“十四日。”
“十四日，收一百零二文。”苗医工说，“你这一日七文。七文，是两碗半浆。”
“够吃。”
“够吃不够交。”苗医工说，“三贯，我给你宽到年底。年底交，一年三贯，算你二贯七百文。这是我看你新开。”
他没有说话。
“你不谢我。”
“不谢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你宽我，不是为我。”他说，“你宽我，是因为我今年交不出来。我交不出来，你明年还能再宽一回。”
苗医工的脸动了一下。
“你这个人。”他说，“说话不好听。”
“我说话不好听，可是我不欠人钱。”
“你欠我三贯。”
“我不欠。”他说，“我没有籍，你也没有给我籍。你没有给我籍，我就不是你的私医，我是一个没有籍的人。没有籍的人，你收我的钱，收的不是行医钱。”
“那是什么钱。”
“是不要你来的钱。”
苗医工的手在袖子里动了一下。
“李轩宇。”
“在。”
“你这话，跟谁学的。”
“跟文书学的。”他说，“文书上的字，一个是一个。一个字多出来，那一句就不是那个意思了。”
苗医工往前走了一步。
“我今日要是不走呢。”
“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”他说，“我这铺子，一日七文。你在这里站一日，你少收三条街。”
苗医工看着他。
看了有一会儿。
他转过身，从柜台上拿起一张纸。
纸是他抄的那张方子。三尺长，一尺二寸宽，抄了七日，抄坏四张，这是第五张。
“这个。”他把纸摊在柜台上，“你看看。”
苗医工低头看。
“方子。”
“方子。”
“十一行，空一行。”
“空一行。”
苗医工从上往下看，看到最底下，停住了。
落款两个字。字写得很小，笔画收得紧，“思”字上头那个“田”，四个角都是圆的。
“这个字。”苗医工说。
“嗯。”
“这个字，我见过。”
“在哪儿见的。”
苗医工没有立刻答。他把手从袖子里拿出来，用食指在纸上空着的地方比了一下。
“署里有一部书。”他说，“半部。前朝抄的，抄在麻纸上，一共十卷，缺了后五卷。书名叫《千金方》。”
“《千金方》。”
“书上有批。”苗医工说，“批的字小，写在行间。写批的人，是一个道士。署里的老医正说，那个道士姓孙。”
他没有说话。
“这部书，锁在署里的柜子里。钥匙在医正身上。一年开两回，一回晾，一回封。”苗医工说，“我看了十九年，只看见过三回。”
“三回。”
“三回。”苗医工说，“我看那三回，看的是批。批上有一句话，我记了十九年。”
“什么话。”
“‘药有君臣，人有贵贱，方无贵贱。’”
苗医工说完，把手指头从纸上收回来。
“这张方子，谁写的。”
“写的人走了。”
“走到哪儿。”
“上山。”
“哪座山。”
“太白。”
苗医工把纸折起来。折的时候很慢，折成四折，折痕压得实。
“这张纸，我要带走。”
“你带。”
“你不拦。”
“我拦不住。”他说，“你要带，你就带。带了，你回去要给人看。给人看了，那张纸就不是我的了。”
苗医工的手停在半空。
“什么意思。”
“意思是你带回去，署里会有人要。”他说，“要的人不会问你从哪儿来。他会问你，还有没有别的纸。”
苗医工没有接话。他把折好的纸放进袖里，转身往门口走。
走到门槛，他的脚绊了一下。
绊得不重。他扶了一下门框，站住，回头看了一眼门槛。
门槛是木的，高六寸。
他跨过去。
窦十一娘站在对门，端着一只碗。
她看着苗医工出门，看着他绊了一下，看着他扶门框。
“郎君。”她走过来。
“嗯。”
“那个人。”
“太医署的。”
“他拿了你的纸。”
“拿了。”
“他拿纸的那只手。”窦十一娘说，“在抖。”
他没有说话。
“抖得不厉害。”她说，“是手指头在抖。他捏着纸的两头，纸就在动。动得很小，我站在这儿都看得见。”
“看见了。”
“他为什么抖。”
“因为他知道那张纸上的字是谁的。”他说，“他还知道，署里有一部书，书上的批，是同一个人的字。”
“知道了，就该高兴。”
“知道了，就该怕。”他说，“署里的书锁在柜里，钥匙在医正身上。他看了十九年，看见三回。他要是拿一张外头的纸回去，医正会问他，这纸你从哪儿得的。他答不上来。”
“答不上来怎么样。”
“答不上来，他就是私拿。”他说，“私拿的人，比他抓的私医，罪重。”
窦十一娘把碗放在柜台上。
“你这是拿他。”
“我没有拿他。”他说，“是他自己要那张纸。”
“你给他那张纸的时候，就知道他要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知道还给。”
“知道才给。”他说，“他要是不要，这张纸就一直挂在墙上。”
窦十一娘看了他一会儿。
“李郎君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这人，不像个开药铺的。”
“像什么。”
“像个收账的。”她说，“收账的人，先让你欠，欠了再要。”
她端起空碗走了。
三日后，太医署又来了人。
来的是两个，都不穿青袍，穿的是褐衫。一个进门就量墙，量那张纸挂过的地方。长三尺，宽一尺二寸。量完了，把纸取下来，卷成一个筒。
“这张纸，从哪儿来的。”量墙的那个人问。
“抄的。”
“抄谁的。”
“抄山上的。”
“山上还有什么。”
“石头。”
那个人看了他一眼，把纸筒塞进袖里。
“还有没有别的纸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有了，送到署里。”
“送到哪个门。”
“东门。东门里有一口井，井边有一间屋，屋里有人收。”
两个人走了。
墙上剩下四个钉子眼。钉子眼是黑的，眼里还有一点纸屑，纸屑是白的。
他搬了一张凳子，站上去，把四个钉子拔出来。
拔出来的钉子是弯的。弯的方向一样，都是往下弯。
他把钉子放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，放进抽屉。
抽屉里除了钉子，还有一张纸条。纸条上是他昨日写的三个字：籍、保、试。
他把纸条拿出来，看了一遍，又放回去。
籍、保、试。三个字，一个都不在他手里。
他把抽屉推回去，推到底。
抽屉响了一声。空的抽屉，声音比满的响。
抽屉里原来有十一根断筷，现在多了四根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