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德元载 十一月 廿四
曹三是廿四上午来的。
他这回带的东西比人多:一只鸡,活的,两只脚捆着,倒提在手里;一坛酒,坛口封着泥。
他一个人来。
“郎君。”
李轩宇在院里焙药。黄柏切成片,摊在竹筛上,离炭盆三尺,一日翻两回。
“有事。”
“有事。”曹三把鸡放在地上,把酒坛放在阶上,“昨天我想了一夜。”
“想什么。”
“想你那一下。”曹三说,“我想不明白。我刀在腰上,你从侧后来,我先看见你的手,后看见你的人。我看得见,可是我没动。”
“你喝了酒。”
“我没喝。”
“那就是你不想动。”
曹三笑了一下。他笑得很难看,嘴角往上,眼睛没动。
“郎君。”他说,“这条巷,我管了四年。四年里,我一共打过七个人。七个人里,有五个是自己先动手的,两个是我打的。我打人的时候,从来不想第二下打哪儿,因为第一下就完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那日没打我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没打我,我这四年的脸就没了。”曹三说,“我现在走到巷口,卖菜的还给我五文,可是他给的时候在看我。他看我,是在看我还敢不敢掀第二回。”
李轩宇把竹筛翻了个面。
“你要什么。”
“我要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。”
“你随便说一句。”曹三说,“你说‘三郎是我朋友’,或者你说‘三郎的事我不管’。你说一句,我拿出去说,我这张脸就捡回来了。”
“我不说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我说了这一句,明日你就不是来要一句话了。”李轩宇说,“明日你来要第二句。”
曹三站着,看着地上那只鸡。鸡的脚捆着,翅膀还在动,动得很慢。
“郎君。”他说,“你把我当什么人。”
“我把你当收钱的。”
“收钱的也有规矩。”
“什么规矩。”
“一月四回,不多收。”曹三说,“收了钱,这条巷不出事。有外人来抢,我挡。有人喝醉了打人,我拖出去。这条巷四年没死过人。”
“胡阿婆的炉呢。”
“她一个月少给一文,两个月就是两文。”曹三说,“两文我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,我站在她面前,她说‘我少给两文’。她说了,旁边三家都听见了。”
李轩宇没有说话。
“我不是要那两文。”曹三说,“我是要她别在人前说。”
“她六十岁了。”李轩宇说,“她一个月卖四十个饼,一日两炉,一个二文,八十文。房租二十,面钱三十,炭钱十。剩二十文。二十文要买盐、买油、买线。你要她一月给二十文,她给的是一半。”
曹三的嘴动了一下。
“你怎么算得这么清。”
“我卖药。”
“卖药的都这么算?”
“不算就赔。”
曹三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把酒坛上的泥封拍开,拍了两下,泥裂了。他揭开封纸,一股酒气上来。
“喝一碗。”
“不喝。”
“你不喝,我喝。”
他就在阶上坐下,把坛子抱在怀里,喝了一大口。喝完了,用袖子擦嘴。
“我十四岁到这条巷。”他说,“我爹是个赶车的,死在街上,车翻的。我一个人,什么都没有。第一年我给人挑水,一担一文,一天挑三十担。第二年我替人看摊。第三年,巷里的老周死了,我就接了这活。”
“老周怎么死的。”
“病。”曹三说,“死的时候没人管,臭在屋里,是我拖出去的。拖出去的时候,他手里还捏着账。”
他把坛子放下。
“我接了这活,也接了这本账。”他说,“账上四十一户,都在这条巷。地铺十一处,一月一贯六百五;户钱四十一份,一月八百二。合起来一年三十贯,交出去十五贯。”
“交给谁。”
“交给该交的。”
“谁是该交的。”
曹三抬起眼睛。
“郎君。”他说,“你别问这个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问了,你就得往下走。”曹三说,“往下走,走到头,你自己就没了。”
他把坛子推到李轩宇脚边。
“酒给你留着。”他说,“鸡也留着。你什么时候想说那句话,什么时候说。”
他站起来,拍了拍裤子上的土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他说,“王氏那个女人,昨日在你门口坐了一个时辰的,你别管她的事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她儿子的事,不是招人的事。”曹三说,“那批人没去河西。”
“去哪了。”
曹三看着他,看了很久。
“东市南边有个车坊。”他说,“车坊后头有一道墙,墙里有一间屋。屋里关着人。关的不是一个人,是几十个。白天出去,晚上回来。”
“做什么。”
“我不知道做什么。”曹三说,“我只知道,那车坊的账,不是我的账。”
“那是谁的账。”
曹三没有答。
他往院门走,走到门口,停下。
“郎君。”他说,“我今日来,是空手来的。我下回来,不会空手。”
他走了。
曹三走后的第二日,巷子里起了变化。
卖菜的给李轩宇送了一把葱,不收钱。补鞋的送来一双草鞋,说“试试脚”。卖羊杂的每回见他都点头,点头点得很深。
“拿着。”卖菜的说,“一把葱值什么。”
“多少钱。”
“不要钱。”
“那我不要。”
卖菜的把葱放在桌上就走了。葱放在桌上,他不能扔,扔了是打人脸。他把葱收进灶间,第二日买了一文钱的盐,放在卖菜的摊上。
卖菜的看见那一文钱,愣了半天。
第三日,有人在巷子外头用他的名字。
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,李轩宇不认识。那人在西市边上拦一个卖布的,说“我替羊巷那位郎君收一句话”。卖布的不懂,那人就说,“昨日三郎在他门口站了半个时辰,你听说了没有”。卖布的听说了,给了二十文。
这事是阿黍打听到的。
“他收了二十文。”阿黍说,“在西市一共收了三家,收了五十几文。”
“他叫什么。”
“不知道。人叫他‘羊巷的’。”
李轩宇把手里的药杵放下。
“他去哪了。”
“往南走了。”
“南边是什么。”
“平康坊。”阿黍说,“那边有钱。”
李轩宇没有去找。钱已经花出去了,名字已经用出去了,收回来的是一个空。
过了两日,麻烦从另一边来。
一个胡商来找他。胡商四十来岁,高,穿一件绿袍,袍子上有油渍,腰上挂一把短刀,刀鞘是银的。他带一个通译,通译是个汉人,二十来岁,说话的时候一直低着头。
“我丢了一匹骆驼。”胡商说。
“丢骆驼找坊正。”
“坊正说,找羊巷的。”
李轩宇把药碾子停下。
“我不找骆驼。”
“我出钱。”胡商说,“五贯。”
“我不找骆驼。”
通译把话翻过去。胡商说了一串,说得很快。通译听着,脸有点白。
“他说,”通译停了停,“他说,你要是嫌少,可以加。他还说,他知道你杀了人。”
“我没杀人。”
“他说他不管。”通译说,“他说长安城里有刀的人不多,敢在人前把刀拿下来的人更少。他说这样的人,一定杀过人。”
李轩宇看着那个胡商。胡商在笑,笑得很客气,露出一颗金牙。
“骆驼什么时候丢的。”
“上月廿九。”
“在哪里丢的。”
“春明门外,渭桥边上。”
“你报官了没有。”
通译翻过去,胡商说了两句。
“他说报了。”通译说,“官说,胡商的骆驼,自己会走回来。”
李轩宇把药碾子拿起来,又放下。
“我不找。”他说,“我找了,你的骆驼找不回来,我的五贯要还你。我还不起。”
胡商听完,脸上那个笑收了。他站起来,把袍子一撩,走了。走到院门口,回头说了一句,通译没有翻,跟着走了。
“他说什么。”阿黍问。
“他说,长安的汉人,都这样。”
夜里,窦宽把他叫到堂里。
堂里没有点灯,只有柜台上那一盏。窦宽坐在高凳上,脚不沾地,手里捏着那把小算盘。
“今日几个人来。”
“三个。一个送葱,一个胡商,一个问路的。”
“买药的呢。”
“两个。一个买膏药,一个看疮。”
“收了多少钱。”
“九文。”
窦宽把算盘拨了两下,拨完了,把手按在算盘上。
“你这个月,挣了一百四十六文。”他说,“药钱花了二百八。你欠我房钱四十,饭钱三十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不知道。”窦宽说,“你欠的不是四十。你欠的是‘名’。”
“什么意思。”
“这条巷里,一个人有了名,就不再是一个人了。”窦宽说,“他是个东西。东西能借,能卖,能拿去吓人。今日有人用你的名收了五十文,明日就有人用你的名去砸人家的门。砸了门,人家不去找砸门的,人家来找你。”
李轩宇没有说话。
“我开书场十九年。”窦宽说,“这十九年,我见过三个人在这条巷里出名。头一个,是个会算命的瞎子,出了名,半年后让人打了个半死,扔在城门外。第二个,是个会打的,出了名,被一个贵人收去做护院,做了两年,死在庄子上。第三个,是个唱曲的,出了名,被抬进平康坊,三年后自己走回来,走路的时候要人扶。”
他把算盘放进袖子。
“你想做第几个。”
“我一个也不做。”
“那你把桌子搬回后院。”窦宽说,“搬到井边。不要再摆在门口。”
“搬了,就没人来买药。”
“搬了,来的人少一半。”窦宽说,“少一半,你还活着。”
李轩宇站着。
“我不搬。”
窦宽看着他,看了很久。灯芯爆了一下。
“为什么。”
“搬到井边,来的人只有一半。”李轩宇说,“可是来我这儿看疮的,都是走不动远路的人。掏粪的、挑水的、卖菜的。他们走到巷口,再往里走二十步,就走不动了。”
窦宽没有说话。
他把柜台上的竹筒拿起来,摇了摇,听声音。
“三十七文。”他说,“今日的。”
“嗯。”
“拿去。”他把竹筒推过来,“算我借你的。”
那只鸡在院里拴了三天。
阿黍每天给它一碗水,一把米。第三日它下了一个蛋,蛋小,比鸽子蛋大一点。
“杀了吃。”阿黍说。
“不杀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杀了他就知道了。”
“知道什么。”
“知道我收了他的东西。”李轩宇说,“收了东西,就要还人情。人情还不上,就要还别的。”
第四日,鸡不见了。
绳子还在,绳头是断的,断口整齐,是刀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