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元元年 四月二十
四月二十，他进城西的州衙。
州衙在城西北，一圈墙，墙比民宅高，墙头上有瓦，瓦掉了一半。大门三间，中间的門扇缺了一扇，缺的那边用土坯砌了半截，砌得不齐，坯缝里塞着草。
门里有一个院子。院子里一棵槐，树下拴着一头驴。驴瘦，背上有鞍，鞍上搭着一块毡。
正堂的门开着。堂里没有人。案上有一只砚，砚里没有水，砚边上有一把刷子。
他站在堂前喊了一声。
后头有人应。出来一个人，五十上下，穿一件青袍，袍子的下摆卷起来掖在腰带里，脚上是草鞋。
“做什么。”
“寄信。”
“州衙不寄信。”
“那哪儿寄。”
那个人把他看了一遍，看他腰上的刀，看他脚上的鞋。
“你是哪个衙门的。”
“没有衙门。”
“没有衙门的人，往哪儿寄信。”
“往长安。”
那个人往堂里走，走到案后头坐下。
“你坐。”
他坐下。
“信给谁。”
“比部。一个勾检，姓韩。”
那个人把砚边那把刷子拿起来，刷了刷案上的灰。
“比部的信，州衙可以递。”他说，“递要挂号。挂了号，进馆驿，跟着驿马走。一封信，二十文。”
“二十文。”
“二十文是官价。”他说，“私信加十文。你这封是私信。”
“三十文。”
“三十文。”
他把手伸进袖子，摸出一把铜钱，数了三十个，放在案上。
那个人看着钱，没有伸手。
“还有。”
“还有什么。”
“挂号要写具状人的名、籍、做什么的。”那个人说，“这三样，写不实，信退回。”
“李轩宇。无籍。记账。”
那个人把笔拿起来，笔尖在砚里蘸了一下，砚里没有水，笔尖是干的。他往砚里吐了一口，磨了两圈。
“无籍的人寄信，退回来退到哪儿。”
“退到州衙。”
“退到州衙，我不认得你。”那个人说，“信在库里放三年，三年以后当废纸卖了。”
“那就退到州衙，我来取。”
“三年以里你不来，就没了。”
“三年以里我来。”
那个人把这三句写在纸上，写完把纸推过来。
“画押。”
他画了一个押。押是他自己的记号，一横，底下一点。
那个人看了看，把纸收进一个木匣，匣上贴着纸条，条上写着日子。
“信呢。”
他把信递过去。那个人没有拆，把信在手里翻了一下，看封口的浆。
“浆是米汤。”
“米汤。”
“米汤封口，路上遇水就开。”那个人说，“要用面糊。面糊干了硬，遇水不化。”
“没有面。”
那个人从案底下摸出一个小罐，罐里有半罐糊。
“三文。”
他付了三文。那个人把信口重新糊了一遍，糊完用手指抹平，抹出一条亮。
“什么时候走。”
“后日有一队往西。”那个人说，“押的是绢。绢到华州交，信跟人到华州，华州再转。”
“多少天到长安。”
“二十天。”那个人说，“路上不误的话。”
“误了呢。”
“误了就误了。”那个人说，“信不会丢，会慢。”
他从州衙出来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那队绢在城西的场上。三辆车，十二匹骡，二十几个人。绢捆成捆，捆上盖着席，席上压着绳。
押队的是个四十上下的男人，脸黑，坐在车辕上啃饼。
“往西。”
“往西。”那人说，“你谁。”
“有一封信，要跟你们走。”
“信在州衙挂了号，就跟着走。”那人说，“没挂号，我不带。”
“挂了。”
“挂了就行。”那人把饼咬了一口，嚼着说，“不过我只到华州。华州往西，我不去。”
“华州有驿。”
“华州有驿，也有贼。”那人说，“华州以西，路上有人收‘过路钱’。一封信不算货，收钱的人不高兴，把信撕了。”
“撕了怎么办。”
“撕了就撕了。”那人说，“你告谁去。”
他站着想了一会儿。
“我给你算一笔。”
那人抬眼。
“算什么。”
“算你这三辆车。”他说，“三辆车，十二匹骡。绢捆了六十捆，一捆四十斤，两千四百斤。三辆车装两千四百斤，一车八百斤，车辙该深四寸。”
那人把饼放下。
“你量过。”
“我看了。”他说，“你这三辆车的辙，深三寸。深三寸，是六百斤一车。你少装了六百斤。”
“少装是我的事。”
“少装不是我的事。”他说，“你少装六百斤，路上就少了一次翻车的险。你走华州，走的是潼关道，关下有坡，坡长三里。重车上坡，一里要歇两回。”
那人不说话。
“你空出来的六百斤，是留给华州回程的。”他说，“回程你带盐。”
那人把手在膝上拍了一下。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盐比绢重。”他说，“盐回程走，车不空。你这一趟，赚两头。”
那人笑了。笑完了把手里那半块饼递过来。
“吃。”
“不吃。”
“吃。”那人说，“我看人不看脸，看算。你算得清，我带你这一封。”
他接了饼。
“信里是什么。”
“求人抄一本册。”
“抄册要钱。”
“钱在信里，一半。”
“一半的钱，抄一半的册。”那人说，“你这封信，写得不硬。”
“写硬了没人抄。”
那人把饼咽下去。
“我叫贾六。”他说，“二十天后我到长安，二十五天后我从长安回。你等着。”
“等。”
贾六的车队后日走。走的那天早上他在城西的场上站着，看三辆车出辕门。
车出门的时候，第一辆车的左轮压在一块石头上，车身歪了一下，绢捆上压的席滑了半尺。贾六跳下来，把席推回去，用绳又绕了一道。
车走了。走到路上，辙印在土里，深三寸。
从那天起，韩五每天到城南的路口坐一个时辰。
路口有一棵枯树，树底下有一块平石。他坐在石上，看着东边和西边。
“你等什么。”他问。
“等人过。”韩五说。
“路上没有人。”
“没有人也等。”韩五说，“人等的时候，路是活的。不等的时候，路是死的。”
五月初一那天下雨。
雨下了半天，坑里的沙被冲走一层。沙往低处走，走到坑底的小沟里，把沟堵了。沟一堵，水积起来，积到半尺，把最下头那一层骨泡住。
他们冒雨排水。卫大在坑底，用碗舀；石六在上头，用锄把沟重新挖开。挖开的时候泥滑，他摔了一跤，从坑沿滑到坑底，膝盖磕在骨头上。
膝盖破了，血在雨里看不出来。
雨停以后补沙。补沙要重新从河滩挑，挑了六十担。
补完沙，卫大把泡过水的那一层骨翻了一遍。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。
“泡过的骨，颜色变了。”
“变成什么。”
“发黄。”卫大说，“没有泡过的，是白的。”
他把那一层骨挑出来，另放。放在坑的西北角，压上沙，压得比别处厚。
“为什么另放。”
“泡过的烂得快。”卫大说，“烂得快，将来挖开，这一块是土。”
他没有再问。
城里的骨从东街起搬。
东街的屋子大半空着，门都开着。他们一间一间进。
第五间屋子是住家。堂屋里一张桌，桌腿断了一条，用砖垫着。桌底下有一具。
那一具是趴着的，脸朝地，两只手往前伸，伸到桌外头。
卫大蹲下去看，把那具翻过来。
翻的时候有响。骨与地之间粘着东西，粘的是干了的泥，一翻，泥碎了，掉下一片。
“手里有碗。”
那只碗在右手底下，碗口扣着地，碗底朝天。骨头长在碗里，五根指骨，一根一根贴着碗壁。
“碗怎么会扣着。”
“他拿着碗，趴下来。”卫大说，“趴下来的时候碗口朝下。”
“他在桌子底下做什么。”
卫大把那具的骨盆看了一眼。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饿的人往桌子底下钻。桌子底下挡风。”
他把碗从指骨上取下来。取的时候要一根一根掰，掰到第三根，那根骨头断了。
断的那一截留在碗里。
“碗要不要。”
“不要。”他说，“碗留着。”
卫大把碗放回原处，放的时候碗口朝上。
“你放反了。”乔七在旁边说。
“反了就反了。”卫大说，“扣着，里头看不见，像个洞。”
他们把那具抬出去。抬的时候乔七抬脚那头，抬到门口，他的手抖了一下，骨掉在地上。
“对不起。”
“捡起来。”卫大说。
乔七蹲下去，一块一块捡。捡到最后一块，他在手里捏了一会儿。
“我认得这个。”
“认得什么。”
“这个脚。”乔七说，“不是。我是说，这个脚的骨，跟我的一样大。”
“人人的脚都一样大。”
“不一样。”乔七说，“我的脚小。”
他把那一块放进板上的骨堆里，放的时候摆正了。
五月里，坑垫完了沙。
沙垫了一尺二寸，踩实。卫大在沙上走了三遍，走一遍，蹲下按一遍。
“行了。”他说，“水能走。”
骨开始填。填的时候按卫大的法子：长骨在下，横着摆，摆一层，撒一层沙。短的填缝。头骨靠坑壁，一溜摆到头。
填到五尺高，坑填了一半。三百二十七具的骨，填进去一百九十。
剩下的骨在城外还有一片。城里的三口井没有动，冯九每天去看一遍，看石磨上的土有没有人动过。
州衙后头有三间屋，屋里有人。
第二间屋的门开着，里头坐着四个人，各占一张案。案上都是卷，卷堆得比人坐着高。
“州衙有多少人。”
“七个。”靠门的那个说，“七个管五个县。”
“五个县，七个人。”
“七个里头，两个不管事，一个病了。”那人说，“能写字的有四个。”
“城破那年，州衙的人呢。”
“城破那年，州衙的人跟着兵走了。”那人说，“走到陈州，散了。散了的没有回来。”
“你们四个是怎么来的。”
“上头派。”那人说，“去年派了三个，今年派了一个。”
“派来做什么。”
“收税。”那人说，“五个县，三个县有户口，两个县没有人。有户口的收，没有人的报荒。”
“报荒报到哪儿。”
“报观察使，观察使报户部。”那人说，“报上去，等批。批下来，免三年。三年以后，再看。”
“等了多久。”
“去年报的一件，今年三月批下来。”那人说，“批的是：依例。”
他把这两个字写在板上，写完看了一遍。
“依例是什么。”
“依例就是照旧例。”那人说，“旧例怎么办，就怎么办。”
“旧例是哪一年定的。”
那人抬起头。
“你是哪个衙门的。”
“没有衙门。”
“没有衙门的人，问这个做什么。”
“我记账。”
那人低下头，把笔在砚里转了转。
“记账的好。”他说，“记账的不问旧例，只问数。”
五月廿三的午后，韩五从路口回来，走得比平常快。
“路上有人。”
“几个。”
“两个。”韩五说，“一个赶驴，一个走路。走路的那个背着包袱，包袱是方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