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元元年 八月十八
宣阳坊西门进去，第三家。
门是两扇的，一扇关着，一扇开着半尺。门板上原来钉过东西，钉过的地方有四个眼，眼里的木头发黑。
四个眼排成一个方，上头的两个相距二尺四寸，下头的两个也是二尺四寸。方里空着，空的地方比别处白，是没有被日头晒过的白。
那里原该挂一块匾。匾取下来了，眼没有堵。
他站在门口，没有立刻进。
门里是一个院子。院子不大，三丈见方，铺着砖。砖缝里长了草，草被踩过，踩倒的地方贴着地。
院子当中一棵石榴。树不高，一丈一尺。这时候花早过了，剩几个果子挂在枝上，果子还青，青里透一点红。
树底下有四个人。
四个女孩，年纪在十二到十五之间。都光着脚，脚背上有一层土。
她们站成一排。
“站。”她说。
四个女孩站着。
她坐在树底下的一张小凳上，膝上搁一根竹尺。竹尺二尺长，一寸宽，一头磨得薄。
“左脚出去。”
四个女孩把左脚出去。
“多少。”
“一尺。”最左边那个说。
“一尺。”她说，“一尺是脚出去一尺，还是两个脚之间一尺。”
那个女孩不说话了。
“脚出去七寸，两个脚之间一尺。”她说，“七寸是一脚，不是一步。走一步是二尺。站着用七寸。”
四个女孩重新站。
“重心。”
没有人答应。
“重心在哪儿。”
“中间。”第二个女孩说。
“中间是哪儿。两个脚之间那一片，都是中间。”
她站起来，走到排头那个女孩面前，把竹尺横在她腰上，竹尺两头搭在两个人的手背上。
“你往东倒，这根尺就掉。往西倒，也掉。尺不掉，就是站住了。”
排头那个女孩站着，站了一会儿，肩膀开始动。
“肩不要动。”她说，“肩一动，人就散了。”
“站多久。”
“站到我说停。”
她走回小凳坐下，把竹尺横在膝上。
“转圈的时候，人看见的是裙，不是脚。”她说，“可裙子是跟着脚走的。脚不对，裙子就是一块布在飞。”
“师父，多少圈。”第三个女孩问。
“一百二十。”
“一百二十圈是多远。”
“三百六十步。”她说，“一圈三步。三步里，脚落两次。一百二十圈，脚落二百四十次。二百四十次，一次都不许差。”
她把竹尺在膝上敲了一下。
“再来。”
最小的那个，转过七圈就倒。
她倒了三回。第三回倒的时候手先落地，掌心上蹭破一块，破的地方起了一层白。
她爬起来，没有哭，把手藏在身后。
“手。”
女孩把手伸出来。
“疼不疼。”
“不疼。”
“不疼是假的。”她说，“疼就说疼。说疼的人，明日还敢转。”
“疼。”
“几圈。”
“七圈。”
“去年几圈。”
“五圈。”
“今年七圈，明年十二圈。”她说，“一日加不了两圈。一日加一圈，一年三百圈，加不上去，人就废了。”
“废了怎么样。”
“废了就嫁人。”
女孩不说话。
“嫁人不好么。”她问。
“师父说不好。”
“我没有说不好。”她说，“我说的是，嫁人以前，你得先会一样东西。会一样东西的人，嫁了人，眼睛还是自己的。”
女孩把手放下来，站在队伍最后头。
四个人站到日头偏西。
他站在门边，一直没有出声。
站到第四个女孩的腿开始抖，她抬手。
“停。”
四个女孩把脚并起来，并得很慢，并的时候有人扶了一下膝盖。
“明日辰时。”她说，“回去把脚洗了。脚上有土，站不稳。”
四个女孩从墙根拿了鞋，穿上，从另一扇门走了。走的时候一个女孩回头看了一眼他，看了一眼就低下头。
院子里只剩两个人。
她把竹尺靠在树上，站起来。
“站了多久。”他问。
“一个半时辰。”
“每日。”
“辰时到巳时末。一日一个半时辰，一月一贯五百。”
“一贯五百。”
“四个人的。”她说，“一个人三百七十五文。一个月三十日，一日十二文半。”
“十二文半。”
她看了他一眼。
“你算得快。”
“我记了六年账。”
“记账的人，看什么都先看数。”她说，“看人也是一样。”
他把手里的一包东西递过去。
“陈皮。”
“什么陈皮。”
“新会的。三年。你手凉。”
她接过来，捏了一下，没有打开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手凉。”
“你方才把竹尺横在她腰上。竹尺是竹子，你的手指头贴在尺上，尺上没有雾。”
她把那包陈皮放在窗台上，放在窗台靠里的一头。
“坐。”
院里还有一张凳子，矮的。他坐下。
“你那铺子，开了几日。”
“两日。”
“几个病人。”
“五个。三个付了钱，一个付了半，一个没有付。”
“没有付的那个，你还看。”
“看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他来得最早。”
她没有接话。她把袖子往上推了推，推到肘。手腕露出来，手腕上有一道旧痕，痕是白的，横着，一寸半长。
那道痕他见过一次。去年十月，楚州，顾家的花厅，她端汤来，手腕上有这道痕。那时她说，十三年前，刀口在手腕上，差一点。
“你看见这道痕了。”她说。
“看见了。”
“去年你就看见了。”
“看见了。”
“你没有问。”
“你没有说。”
她把袖子放下来。
“长安认得我的人，有三个。”她说。
他没有说话。
“一个卖花的，姓吴，在西市口，五十上下，左眼有一层白。她卖花卖了二十六年。天宝年间，我买过她的花。她认得我的下巴。”
“第二个。”
“教坊一个老乐工，姓康，打羯鼓的。他不认得我的脸，他认得我走路。他说走路的人，脚跟落地的方式不一样。他听见脚步，就知道是我。”
“第三个。”
“一个内侍，姓刘。他认得我的手。”她说，“我给他递过一盏茶。他接了，看了我的手，把茶喝了，没有抬头。”
“三个人。”
“三个人。”她说，“这三个人都不会说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卖花的说了，她的花就卖不出去。乐工说了，他的鼓就打不成。内侍说了，他的舌头就没有了。”
她把窗台上那包陈皮拿起来，换了一个方向，放回去。
“这三个人，我都算过了。”
“算过。”
“算过。”她说，“人会不会说，不看他的胆子，看他的日子。日子过得下去的人，不会说。日子过不下去的人，才会说。”
“那第四个人呢。”
她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第四个我不知道是谁。”她说。
“不知道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在长安住过十九年。十九年里，见过我的人不止三个。三个是我记得的。记得的，我都算过了。不记得的，我算不了。”
她抬起头。
“你有没有不记得的人。”
“有。”
“几个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她笑了一下。
这是两日里她头一回笑。笑的时候嘴只动了一点，眼睛没有动。
“你这句话，答得对。”她说。
院墙外头有人推车过去，车轮在石头上一颠，颠了一下，又一下。
“你住哪儿。”他问。
“就这儿。东厢两间，一间睡，一间放东西。”
“住多久。”
“事办完了就走。”
“什么事。”
她把膝上的竹尺拿起来，竖着靠在凳子边上。
“李轩宇。”
“在。”
“你从扬州来长安，路上二十七日。”她说，“二十七日里，你想过什么。”
“想过很多。”
“想过我。”
他没有答。
“你不答，是答了。”她说。
院子里那棵石榴，有一个果子熟了，红得发暗。风过来，果子在枝上转了一下，转过去，又转回来。
“我这次来，是有事。”她说，“事不大，也不小。”
“要几日。”
“要看。”她说，“快，一个月。慢，三个月。”
“三个月以后。”
“三个月以后，我要是不走，你就不要再来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三个月还不走，就是走不了了。”她说，“走不了的人，身边不能有人。”
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看的是院子里的砖，不是他。
“你这话，像是算过的。”他说。
“算过。”
“算了多少。”
“算了十九年。”
她站起来，把竹尺拿在手里，往东厢走。
走到门口，她回头。
“你那一包陈皮，我收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不吃陈皮。”她说，“苦。”
她进了屋。门没有关。
他坐在院子里，坐了一会儿。
日头从石榴树上下来，落在砖上，落成一块一块的。砖是青的，被日头晒了一天，晒得发白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台边。
那包陈皮放在窗台靠里的一头。包纸是麻纸，捆着一道麻绳。绳结打在上头，打的是双结。
他伸手，把包翻过来。
包的底下压着一小片纸，是他方才递过去的时候没有的。
纸上写了三个字。
写的是：知道了。
字很小，墨很淡，笔画收得很紧，是随手用指甲蘸墨写的。
他把那片纸折起来，折成四折，放进袖里。
走出门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一眼院子。
石榴树底下，那张小凳还摆着。凳面上有一层灰，灰上有两个脚印，是女孩们站的地方空出来的。
门槛是木的，磨得很低，中间凹下去半寸。
他跨过去。
身后有声音。是竹尺敲在门框上，一下。
他停下。
“李轩宇。”
“在。”
“明日不要来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明日有客。”
“什么客。”
“一个不该来的人。”她说，“他要来，我就得让他看见我在教舞。”
“看见了怎么样。”
“看见了，他就知道我还是个教舞的。”
他往巷子里走。
走了十几步，听见院门关上了。关门的声音很轻，门轴上有油。
巷子里的日头已经没了。两边的墙一般高，墙头上长着草，草在风里往一边倒。
他走到巷口，站住，回头数了一遍。
从巷口到她家门，二十六步。
他数完，把右手伸进袖里，在衬布上按了按。
衬布上有一处新写的字，墨还没有干透，隔着布，摸得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