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德元载 十二月 十九
十九日这天，米贵了。
不是一下子贵的。初三三十五文一斗，初十三十八，十五四十。十九这天早上，胡阿婆去买面，回来说，四十二文。
“四十二。”窦宽在柜台上拨算盘，“上个月三十二。”
“面铺的人说，往后还要贵。”
“为什么贵。”
“他说船不来。”
“什么船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胡阿婆说，“他就说船不来。”
窦宽把算盘上的珠子往回拨了一颗。
“长安的米，一半靠漕运。”他说，“漕船从东边来，走黄河，入漕渠。船不来，米就贵。这是常事。去年也贵过一回，贵到四十六，贵了二十日，船到了，一夜落到三十四。”
“那这回呢。”
“这回才四十。”窦宽说，“急什么。”
他说完就去后院看他的腿。腿这日不疼，他走得比平常快。
十九日傍晚，来了一个生人。
他进来的时候带着一股寒气，袖口上有一层干了的泥，泥是黄的，不是长安的土，裂成一片一片。他个子不高，肩很宽，两只手垂在身侧，手指张着，合不拢。
“听书。”
“散了。”阿黍说。
“明日呢。”
“明日三文。”
“今日有没有剩的。”
“剩半场。”阿黍说，“半场二文。”
“站着呢。”
“一文。”
“站着。”
他交了钱，走到堂后墙边站着。站了一会儿，腿一软，坐在地上，背靠墙。坐着也听。
桑五在台上说《冯媛》，说到冯媛挡熊。
那个人听了一会儿，忽然开口。
“潼关下头，泊过三百条船。”
堂里的人都转过头。
潼关的事，这条巷听了半年，听得只剩一句“关没了”。有人说关下三百条船，有人说一千条；有人说船上装的是粟，有人说船上空着。他说话的声音不大，可是堂里静，静得能听见油灯烧的响。
“多少。”桑五在台上问。
“三百条。”那人说，“上不去。”
堂里没有人走。有人把凳子往前挪了挪。
桑五把竹杖从桌上拿起来，又放下。
“你上来。”他说。
“我不上。”
“上来，坐这儿，说。”桑五指了指台边那张小凳，“说完了，今日的钱退你。”
那人从地上爬起来，扶着墙，走上台阶。他上台阶的时候两条腿在抖。
他坐下，两只手放在膝上。
“我姓常。”他说，“叫常顺。陕州人，在粮船上拉纤，拉了九年。”
“哪条船。”
“船是官船的样，装的是粮。”常顺说，“我们从陕州出发，走漕渠，到潼关入河。往常十五日到长安。那一回，走了三十日，还没到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上不去。”
有人把手里的碗放下。
“三百条船，停在关下。”常顺说，“头尾排了七里。船与船挨着，跳板搭着，能从这条船走到那条船。船上装的是粟，一船五十石，三百船是一万五千石。”
“一万五千石。”桑五说。
“一万五千石。”常顺说，“长安城里，一日吃多少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船上的人在关下等了十日，吃到只剩半袋。”
“关为什么不放。”
“关上说，要文书。”
“什么文书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常顺说，“关上的书吏拿着一本册子，一条船一条船地对。对上的，放。对不上的，退回去。”
“对上多少。”
“一日十条。”常顺说，“有时八条，有时十二条。三百条船，要一个月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先走了。”
“船主让我走的。”常顺说，“他给我二百文，让我先回长安，去他的东家那里讨一句话。”
“讨什么话。”
“讨一句‘等着’。”常顺说，“船主说，只要有一个人说等着，船上的人就还能等。要是没人说，船上的人就要散。”
堂里没有人说话。
“你在关下等了十日。”桑五说。
“十日。”
“哪一日到的关下。”
“五月廿三。”
“几时到的长安。”
“六月十九。”常顺说，“我六月初三离开关下，走了十六日。路上被雨困了两日。”
“今日也是十九。”桑五说，“十二月十九。”
“整半年。”常顺说。
堂里静了一会儿。
田四在门口蹲着，忽然说了一句。
“夏里的消息。”
常顺看了他一眼。
“夏里的。”他说。
桑五把竹杖横在桌上。
“接着听书。”他说。
常顺没有下去。他坐在台边那张小凳上，听完了半场。
散场以后，他没有走。他问阿黍，通铺多少钱。
“七文。”
“我只有四文。”
“四文不够。”
“我明日去讨钱。”常顺说，“讨到了就补。”
阿黍看了李轩宇一眼。李轩宇点了点头。
“四文。”阿黍说，“睡最里头那个位子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你吃过没有。”
“吃了。”
“吃什么。”
“半块饼。”
阿黍去灶间盛了一碗粥，端给他。粥是剩的，温的。
常顺把碗接过去，两只手捧着，捧了一会儿才喝。他喝得很慢，喝完把碗底的米粒用手指刮出来，刮得很干净。
“我问一句。”李轩宇说。
“问。”
“你在长安住了半年。”
“半年。”常顺说，“六月里城闭了，我就没出去。船主东家的门我找过，门锁着，锁上落了灰。”
“关上的书吏对册子的时候，册子上写的是什么。”
常顺抬起头。
“写的是船号、粮数、押运的官。”他说，“还有一行，我看不懂。”
“哪一行。”
“每一页的最上头，有一行小字。”常顺说，“我问过书吏，他说，那是批这一页的人。”
“批的人叫什么。”
“不写名字。”常顺说，“写一个记号。”
“什么记号。”
“一个圈。”常顺说，“圈里画一道横。”
李轩宇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一道横。”
“一道横。”常顺说，“有的圈里两道横，有的圈里一个方框。我看了几页，看不明白。”
“书吏说不说。”
“不说。”常顺说，“我多问了一句，他把册子合上了。他说，你一个拉纤的，问这个做什么。”
“他还说什么。”
常顺想了一会儿。
“他说了一句话。”他说，“他说，六家的文书没到，谁来也没用。”
堂里只有他们两个。油灯的光照到台边，照不到墙角。
“六家的文书。”李轩宇说。
“他是这么说的。”
“你怎么听懂的。”
“我没听懂。”常顺说，“我只记住了。”
李轩宇站起来，把台上的灯芯挑高一点。
“那一句，你在这儿说过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别说了。”
常顺看着他。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你说潼关的船，人家爱听。”李轩宇说，“你说六家的文书，人家不爱听。”
常顺把碗放下。
“你也怕。”
“我怕。”
常顺笑了一下。他笑的时候，嘴角上的干皮裂了一道。
“我以为长安人什么都不怕。”
“长安人怕的东西多。”李轩宇说，“只是怕的时候不出声。”
那一夜，那些数又出去了一回。
不是从门里出去的，是从人身上出去的。堂里那三十几个人散了，各回各家。走到巷口，碰见熟人，说一句“关下泊过三百条船”。走到家门口，跟邻舍说一句“三百条，一条五十石”。上了床，跟婆娘说一句，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“三百条船，一万五千石，压在关下”。
这半年，这些话在巷里走了不知多少遍。头一遍，末了的那句是“三百条船”。
后来，巷里的那句是“船还在关下”。
田四挑水的时候听来的。他把水倒进缸，说：“东头说的，船还在关下。”
“半年了，还在。”
“说是没人给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。”
“说是‘等着’。”
后来又出来一种说法。
这一回变在胡阿婆的炉边。三个买饼的站着等，一个说，关外来了三万胡骑；一个说，来了三十万；第三个说，不是胡骑，是范阳的兵，已经过了河。
“过了河就是过了潼关？”
“过了河才到潼关。”
“那到底是过了没过了。”
三个人站在炉边，谁也说不清。说到后来，三个人都不说了，因为胡阿婆的饼好了。
东市另有一个版本，传得最远。
东市那个版本最完整：潼关闭了，关外有三万胡骑，朝廷已经派了兵，兵走到半路又回来了，因为粮不够。
这个版本有头有尾，有因有果，比说书堂里那个真版本好听得多。
桑五当夜就把它编成了段子。
“话说潼关。”他站在台上，竹杖在手里转，“潼关是什么地方？两山夹一河，一条路，宽的地方能走三辆车，窄的地方只能走一辆。关上有楼，楼上有鼓，鼓一响，三百里外都听得见。”
“潼关闭了三日，关下泊了三百条船。三百条船，一条五十石，一万五千石粮，压在水上，压得水都高了二分。船上的拉纤的，一人一日吃半升。三百条船，一条船八个人，两千四百人，一日吃十二石。十日在关下，吃了一百二十石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三百条船停在关下，像一条街被人从中间掐住了。”
底下有人笑。笑完了，有人问：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？”桑五说，“后来船开了。”
“开了？”
“开了。”桑五说，“关开了，船就开了。你们当是什么大事。关每年都要闭几日，查私盐。去年闭了十一日，前年闭了七日。闭的时候，关下总是这个样子。”
“那三万胡骑呢。”
“三万胡骑是你们自己添的。”桑五说，“我这一段里没有胡骑。”
堂里笑了。笑得很松。
李轩宇坐在最靠门那张凳上。他没有笑。
他看的是堂里的人：田四在笑，笑得肩膀在抖；补鞋的在笑，笑完低头看自己的手；卖羊杂的没有笑，他在门口站着，一只手扶着门框。
第二日，桑五没有说这一段。
他把《冯媛》接着往下说。说完，把竹杖收了，下台，走到柜台前，跟窦宽说了两句，走了。
阿黍去送他，回来说：“桑先生说，往后不说潼关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他说，有人来打招呼了。”
“谁。”
“他没说。”阿黍说，“他说，打招呼的人站在他回家的路上，等了他半个时辰。”
同一天，东市那家盐铺门口挂出一块木牌。
牌上四个字：今日不卖。
不卖了三日。三日后开门，斗还是那个斗，盐不是那个价。
窦宽那天傍晚坐在阶上，把两只手拢在袖子里。
“关每年都闭。”他说，“去年闭十一日，前年七日。我在这条巷二十九年，见过七回。”
“这回不一样。”
“哪里不一样。”
“去年米贵，船到了就落。”李轩宇说，“今年船还没到，盐先不卖了。”
窦宽没有说话。他坐了很久，把袖子里的手换了一回。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说，“盐不卖，跟船没有相干。盐是自家的，船是官家的。”
夜里，常顺睡了。
他睡在通铺最里头那个位子，头朝墙。他睡下去不到一刻就开始打呼，打得很响，一声接一声，中间不歇。
通铺上另外几个人翻来覆去。有人用毡子蒙住头，蒙了一会儿又掀开。
“这人打呼。”那个和尚说。
“他六月里走了十六日。”李轩宇说。
“走十六日就打这样？”
“他在关下等了十日。”
和尚不说话了。他把毡子拉上去，盖住耳朵。
常顺的呼声响了一夜。到天亮的时候，声音变了，变得慢，变得轻。
李轩宇起来添火，从他旁边过。他睡得很沉，一只手伸在毡子外头，手指还张着，合不拢。